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挂牌成立

[59]参见张友渔：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宪法的关系，《理论月刊》1985年第2期，第1-2页。

[[xx]]当前，生态法治教育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全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形式和传播手段对公民进行生态法治教育，使其获得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基本认知，知悉人在生态环境系统中的精准定位，了解人、生态环境和社会各系统的相互影响及作用，以及如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发生，最终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6]因此，当生态学开始研究人、研究人类问题时，就必然会与包括宪法学在内的法学发生联系并形成一定的交叉。

既指生态自然人，也指生态法人。[1]当然，在此表述中仍以环境作为核心概念。同时，也将促成宪法的理念变迁、行为模式与制度安排向更高级生态意义转变。有必要强调的是，在近代法治领域建设中，我国法治建设基本上处于西学东渐的状态，我们有责任把中国从一个法治思想的输入国转变成为一个既输入、又输出的现代化法治国家，从而实现中西法学理论和法治思想的双向良性交流与协同互建。[9]但在笔者看来，环境宪法的概念恐怕难以满足理论体系发展的需要： 其一，从概念上看，环境与生态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xix]]吴贤静：《生态人的理论蕴涵及其对环境法的意义》，《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20]关于生态权利的宪法发展趋势，参见陈泉生：《环境时代宪法的权利生态化特征》，《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再次，这种违宪现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相较于前两者而言更加模糊。

这些与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方法有着明显不同。经反复研究，才将《宪法》、《地方组织法》和《国务院组织法》中有关国务院职权的条款作为了有关文件的上位法依据。因此可以说，只要存在明显的宪法解释空间，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做出正式的宪法解释，相关的问题也不会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定为违宪。在实定法意义上，宪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也是特定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重要的正当性来源。

但这项工作与宪法的要求还有差距。大规模、多频次地使用违宪概念不符合我国制宪者对违宪概念的传统认识。

根据这些素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支撑起相关的经验研究，也使违宪的初步类型化成为可能，进而可以观察，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践中，是如何认识违宪这一概念的。[38]主要包括以下两类：首先，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违反法定程序任免干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现行宪法实施早期就多次承认，人大的监督工作距离宪法的规定、人民的期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从上述情况来看，法律不会违宪作为一个经验意义上命题是成立的，它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对已经通过的法律作出违宪判断。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大量本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性法律和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历次修改也使得刑法修改可能超过了宪法所规定部分修改的界限，引起了若干学术上的探讨，[75]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权配置上并不会作出违宪的宪法判断。总体来看，制宪者在制宪前后关于违宪概念的讨论，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这也奠定了我国宪法实践中违宪概念的基调，对准确理解违宪这一概念的逻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39] 上述情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常见，1987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仍然存在与上一年相同的问题。[36]在起草《监督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试图对违宪进行更详细的规定。

例如，在1998年的工作报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总结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的五年工作时就指出：本届对备案的地方性法规，交由专门委员会进行了初步审查，有的专门委员会还对个别不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地方性法规提出了纠正意见。[71]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年第1期，第329页。

事前预防违宪比事后纠正违宪更重要、违宪是例外而非常态、事后纠正违宪是一种备而不用、备而少用但有备无患的宪制手段等更加务实的观点也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80]可以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参与辽宁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例子。

[11]参见邢斌文：论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判断标准，《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61-72页。但是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国务院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要求规章向国务院备案缺乏直接的上位法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反右前夕，《人民文学》曾发表了一篇名为话说‘违宪的短评，提出思想上的讨论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动辄以违宪为由定性人民内部问题、打压讨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11]这些成果无疑推进了学术界对违宪的认知，但仍然存在缺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运用较为简单的文义解释方法即作出了与宪法法律规定有抵触、不符合的结论，虽然没有使用违宪的表述，但对于判断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因此，必须从我国的宪法实践出发，认真对待违宪这一概念，为宪法全面实施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

(一)违宪是什么 宪法监督一直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5-24页。

[72]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重大的体制问题和立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能在适当的时机将其废止或修改，但不会以违宪为由否定其历史作用，从前不会，今后也可能不会。例如，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虽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认定为合宪，[89]但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合宪性就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的要求。

[34]这一认识可能导致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愿意公开处理重大的违宪问题，但是违宪现象并不是讨论的禁区。[9]第四，就宪法规范滞后于社会发展问题，围绕良性违宪概念的内涵、标准和正当性问题进行争论。

相较于明确认定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长久以来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判断显得含蓄得多，而且十分隐晦。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实验和探索，即便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或者与宪法表述不一致，也不认定为违宪，而是需要有一个研究逐渐深入、认识逐渐成熟、共识逐渐形成的过程。[45]全国人大财经委在1993年的预算审查报告中就建议：1993年国家预算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以后，必须严格执行。洪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4年第5期，第505页。

[22]张光博：宪法实施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西南政法学院教材编审会编：《宪法与改革》，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根据这些线索，我们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观察：违宪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进而检视相关学术讨论的妥当性。

随着社会发展和变迁，既存旧制度或者法律很可能会逐渐产生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嫌疑。[35]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违宪现象的认定和处理结果，也能够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文件和相关领导讲话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61]万里：《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620页。正如彭真在1989年5月强调：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

综上所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实践中的某些宪法争议是不会作出违宪判断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以违宪为由限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公权力主导下的试验和试错，也不会以违宪为由否定自身已经确立并长期依赖的法律和制度，更不会将立法过程中存在的宪法争议上升到违宪的层面。从上文梳理的情况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工作实践中也将违宪作为一种评价性概念来使用，但这一概念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的价值需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一方面，需要承认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对违宪这一概念依赖程度极低。如曾参加八二宪法起草工作的张友渔在宪法通过后的讲座中就认为全国人大不可能违宪，如果真的出现，那就是说整个国家成问题了。

[29]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1]而随着宪法解释学的发展和比例原则作为合宪性审查工具的引进，近年来呈现井喷之势的合宪性审查研究也不断彰显着从知识译介、沙盘推演迈向本土实践的雄心。

这表现在：首先，违宪与违法认定结果的绑定，意味着宪法规范极少有独立发挥作用的必要性。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财政秩序较为混乱，全国人大财经委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预算审查报告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及预算执行中存在严重的浪费问题，政府擅自将预算内收入转移到预算外进而逃避监督的行为并不鲜见。

[92]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编者序第2页。换言之，违宪的国家行为肯定不正当，而合宪的国家行为也并非无可挑剔。